走火入魔的大中国幻觉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中共政权、御用精英和爱国愤青们，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共高官出访时的大订单风行西方，中国廉价商品无所不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中国权贵资本开始收购西方公司，中国军力大幅提升，……中国的民族主义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制造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越来越陶醉于庆典般的话语狂欢：既是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又是统一台湾、超越欧洲和制服日本，先变成唯一可以抗衡美国的世界性大国，最后变成超越美国、战胜美国的世界霸主。
国际上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中国人即将再次称霸天下的幻觉。
所以，许多精英呼吁放弃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外交，比如，中评社香港评论员钟维平在《崛起的中国能否韬光养晦下去？》一文中（见凤凰网 05－07－30），开篇就说：“中国正在崛起，这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事实，无须躲藏，无须隐瞒，无须害怕，无需解释。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光明磊落的、是和平的，过来的路程是这样走的，未来的道路也将这样走下去。邓小平曾经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能继续韬光养晦下去吗？”该文结尾是高调大抒情：“中华民族之崛起，是百年之梦，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梦想，中国不可能退缩。和平发展，是实现梦想的大道，中国一直走下去吧，不要停步！韬光养晦，不是要躲藏起来，不是要停止发展。韬光养晦，是要用和平的、发展的、对人类社会有积极贡献的方式，推动中国的进步！”
实际上，“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风行世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方舆论的制造，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反正西方人的夸奖和警惕，都在无形中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鸦片”，让那些狂热的爱国者们进入飘飘然的仙境。
最近，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大媒体开始不约而同地聚焦中国，从各个方面评价中国之崛起以及西方的应对，更有西方舆论干脆就以“中国热”来谈论西方对中国的反应。不久前，美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出专刊，来谈论中国的崛起。前者的主题是“中国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关文章超过二十多个版面，从各个方面向世人介绍正在崛起的中国。后者是以大陆影星章子怡作为封面，暗示着“中国热”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大媒体BBC 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中国周”的直播报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中国作多层次、全方位的集中报道。
与此同时，早已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也再次流行。特别是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7月14日向西方媒体发表对美国首先使用核攻击的言论，不仅在引起世界舆论的巨大负面反响，即便在黑箱中国封锁此言论的情况下，网络上还是有比较强烈的讨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照例叫好，而另一些网友则批判这种疯狂而冷血的叫嚣。朱成虎甚至威胁说：一旦中美开展，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如此冷血的公开叫嚣，只能以“战争狂”名之。
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西方各国并不一致，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政策，而欧洲的法、德两大国却为了经贸利益而竞相对中共政权献媚，特别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成为引领西方各国向独裁中共献媚的领袖人物。
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希拉克高举“戴高乐主义”的旗子，宁可与独裁中共眉来眼去，也不愿与英美同盟站在一起。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他热衷于建立反美联盟，在欧洲拉住德国和俄国，在亚洲拉紧中国，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联盟。
希拉克用出卖政治支持来换取经贸利益，在涉及到中共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共的大额订单使他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从人权问题到对华军售再到台湾问题。中共现党魁胡锦涛访法时，希拉克把欢迎的红地毯从飞机场、总统府、私人城堡一直铺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埃菲尔铁塔，再从铁塔的底座一直铺到塔顶，最后以浑身红彤彤的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
希拉克对中共的献媚，让我想起曾经风靡西方的“斯大林热”和“毛泽东热”，引领潮流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法国名流。在政界，有二战后的戴高乐政府，一边与红色中国眉来眼去并在外交上承认毛泽东政权，一边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同盟闹别扭，他与美国较劲，与英国强辩。1966年，戴高乐一面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一面提出对共产阵营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戴高乐正式访问苏联，苏联舆论兴奋异常，西方舆论则视之为西方联盟的“窝里反”。
在知识界，二战前，罗曼.罗兰等知识名流曾为苏联的大饥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进行辩护；二战后，诸多参加法共的知识名流变成了苏共的应声虫；七十年代，萨特等知识名流对中国的文革和古巴的共产实验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被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当作贵宾来接待；著名法国哲学家福科先是支持法国毛派，继而又对霍梅尼原教旨主义革命充满热情。
另一股向中共献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资本，惟利是图的本性使它们只看重在中国的发财机会，比如，进入中国的美国大网络公司——从雅虎、思科到微软 ——大都为了商业利益而屈从于中共的压力，成为中共管制网络的帮凶。结果是，这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共的技术帮助，一面提升了中共的封网水平，提升了对民众的知情权的限制，加强了意识形态灌输的效力，另一面强化着以反美为标志的狂热民族主义，因为中国越来越畸形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与知情权匮乏和强制灌输高度相关。
最典型的献媚当属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这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赚钱的闲暇里客串一把传记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为中共第三代独裁者江泽民作传，还起了个很煽情的书名：《他改变了中国》，尽显这位洋人的高超的献媚技巧。此书一出版就在中国变成畅销书。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埃德加. 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让毛泽东及其中共由陕北小山沟走向了世界大舞台。区别只在于，主人公由暴君毛泽东变成了独裁戏子江泽民，背景由陕北的穷山沟变成了繁华的大上海。
一些西方评论家谈起中国的崛起，他们的思路和口气，既有资本家们那种惟利是图的劲头，也有类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逻辑，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使他们可以不顾事实、不要理性和摒弃良知，而只要经济指标和中美贸易的数量。
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长文《未来属于中国吗?》，该文在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口气很象中国的御用智囊们，通篇只谈中国的经济成就，而对中国的政治及其内在危机不置一词；只对中共领导人发出赞誉之词，而闭口不谈六四大屠杀和法轮功大灾难；只谈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而对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轻蔑地一笑；似乎中国正在以历史上任何大国从未没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该周刊封面上靓丽的中国女影星章子怡一样。
然而，在当下中国，一面是国内政治严冬的持续，表现为一场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越来越严厉的对媒体和网络的控制，越来越狰狞的对异见人士的打压越来越巧妙的对自由知识界的整肃，越来越低龄化的意识形态操控，越来越严格的对群体维权的镇压。
比如，1，对所有的底层维权都采取镇压政策，甚至抓捕陕北油田案的律师朱久虎；2，连续制造张林案、郑贻春案、李健平案等文字狱；3，整肃校园 BBS和封锁四川猪链球菌传染病疫情；4，北大副教授焦国标先生被开除，青年女教师卢雪松被停课等事件；5，接连召开关于加强大学生、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高层会议；以上五个方面，不过是政治严冬的最新例证而已。
另一方面是对外的日趋强硬，由官民共同推动的民族主义，开始由防御性诉苦转向进攻型叫骂，中共外交也由“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从江泽民提出 “大国外交”以来，中共军费连年飙升，从政权到精英再到愤青，也日益表现出独裁大国的狂妄。御用学家声称：“中国将在20年内赶超美国”；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官方操控的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中俄将举行的大型军演，喊杀喊打的声音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中共少将朱成虎的核威胁言论最为典型，“和平崛起”的许诺正在变成“战争崛起”。
二十世纪历史已经证明，现代的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是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而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正在走上独裁爱国主义之路，它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2005年8月4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05－08－06）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博讯2005年10月09日)
刘晓波更多文章请看刘晓波专栏
“公民不服从”或“良知不服从”，尽管源于西方古代的基督教圣徒为信仰殉难的人格激励，来自教徒良知对世俗王权的徒手反抗（良知的权利），但作为一种世俗化公民运动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公民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作家梭罗在1848年提出，他写出了著名的《公民不服从》，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反抗国家及其法律的个人权利问题。他强调公民良知对社会的良性秩序的关键作用，并说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箴言。 (博讯 boxun.com)
公民社会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对抗，是民间良知以公开违法的行动来诉诸于社会多数的正义感，它所违反的对象是不正义的法律或政府政策。公民不服从对制度非正义的反抗具有以下特征：
1、它基于普世的公共道德理想而区别于公共领域的道德相对主义。
2、它的反抗诉诸于公开性而区别于反抗的秘密性；
3、它的反抗坚持非暴力性而区别于反抗的暴力性。
4、它的反抗既是基于良知对普遍正义的关注而选择的自愿违法行为，又是对法治秩序的忠诚，承认公民服从现行法律的义务。
圣雄甘地在印度领导的非暴力独立运动，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领导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已经成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典范；之后又有由曼德拉和图图主教领导的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非暴力反抗。
然而，关于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否适用于独裁国家的问题，西方学者则抱有怀疑。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专门论及“公民不服从”，他也是从良知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定义“公民不服从”。他说：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改变，一个人诉诸共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宣称按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同时，罗尔斯指出了“公民不服从”的两大条件——制度前提和公民共识。公民不服从的制度前提必须具有最低制度正义的民主国家，社会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国民大致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对该国宪法合法性具有基本共识。换言之，公民不服从只适用于具有民主政治形式的社会或立宪民主政体，而不适用于其他社会。
我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更多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并不能涵盖其他制度下的非暴力反抗的实践。不可否认，甘地、金博士和曼德拉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其所处的文化及其制度环境密不可分，英国政府、美国政府和南非白人政府，毕竟是符合政治美德的自由政府，也是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的政府，而在其他制度及其政府的治下，特别是在暴虐的独裁制度之下，非暴力反抗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而获得成功的概率则大大降低，即便能够成功，其过程也会极为艰难、曲折、漫长，所以，有人提出“非暴力反抗的限度”问题。
也就是说，非暴力反抗的成功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反抗的一方，必须具有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气，一种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而被反抗的一方，也要具有直面自我罪恶的超常勇气，一种自觉不义的反省能力；也就是说：一方是正义的殉道者，另一方是不义的忏悔者，反抗的良知能够唤醒赎罪的良知——我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和屈辱，受害者的质疑和反抗能够逼出我的赎罪良知，让我不得不进行自我反省，不得不向受害者忏悔。否则的话，非暴力反抗等于对牛弹琴，成功概率几乎等于零。比如，犹太人再有非暴力反抗的勇气、良知和韧性，也无法软化希特勒的铁石心肠；在共产极权之下，“阶级敌人们”无论具有多么坚韧的承受迫害的能力，也无法唤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暴君的悔罪良知。
所以，在经过了六四大屠杀的当下中国，一方面是民间维权运动对“公民不服从”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对“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现实可行性的置疑：1，在独裁权力依然强大而公民社会极端脆弱的力量对比中，民间的非暴力反抗对瓦解独裁权力几乎没有实质性作用；2，在政治权力毫无政治良知的制度环境下，只有正义的殉道者而没有不义的忏悔者，即便民间维权拿出再多良知，也无法唤起为政者的政治良知。
的确，现代共产极权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制度，极权国家的公民不服从，对如此暴虐统治的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难度固然大大增加，但也并非全无可能。
在共产极权国家，良知不服从运动主要是追求自由的人们反抗奴役的民间运动，主要表现为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在前苏联，索尔忍尼琴向苏联人民发出 “不靠谎言生活”的号召；在捷克，领导“七七宪章运动”的哈维尔，号召捷克人民“活在真实中”，行使“无权者的权利”；在波兰，被誉为“团结工会运动”的理论家的米奇尼克，在总结波兰民间反抗运动时说：“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就是“让冲突得到真实的表达。”即便在军人独裁的缅甸，民间反对运动也主要诉诸于非暴力反抗，其领袖昂山素季提出的反抗原则就是：“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再恐惧》）
如果没有这些自发的民间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持之以恒，前苏东极权帝国不可能在瞬间坍塌，昂山素季也不会得到世界最高的道义奖励——诺贝尔和平奖。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皇权主义老传统，更由于毛泽东极权主义新传统，独裁政权的强大与人性的堕落几乎同步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现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狼对狼的斗争哲学，毫无阻碍地转化为一切向钱看的唯利是图的犬儒哲学。由政权及其高官的示范、通过富豪和知识精英的普及的道德荒芜，几乎蔓延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特别是，在六四大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社会名流的大面积逃亡，以及民主墙一代精英的被迫流亡，致使中国人与诺贝尔和平奖擦肩而过，没有产生出像沙哈罗夫、索尔任尼琴、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昂山素季那样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运动领袖。
然而，这样的缺憾只能说明中国民间的过去和现在，未必就是中国民间争取自由运动的宿命。事实上，即便在异常残暴的毛泽东时代，也出现过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顾准等道义英雄。特别是圣女林昭的坚韧不屈和自由主义先驱顾准的清醒反思，仍然是今日中国民间维权的宝贵精神资源；在毛泽东死前的 1976年，发生在天安们广场的“四五运动”，就是一场自发的民间非暴力反抗运动；文革刚刚结束后，就出现过西单民主墙一代；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八十年代，也出现过刘宾雁、方励之等一大批民间良知；在八九运动和惨烈的六四血案中，不仅造就涌现出一批学运领袖及其“黑手”，更涌现出无数不知名的民间英雄，只身阻挡坦克铁龙的青年，代表了冒着巨大生命危险而参与堵军车、救死扶伤、劝阻戒严部队开枪的无数普通市民；同时，八九运动造就了中共党魁中的人格奇迹赵紫阳先生，也造就一批与中共体制决裂的党内精英，至今留在国内的鲍彤先生和张祖桦先生就是这些决裂者的代表。
六四后，以丁子霖女士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堪称最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道义象征，也是践行“公民不服从”的典范：“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对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称草根非暴力运动的代表；从失业工人发起的“辽阳工潮”到利益受损的农民发起的“汉源事件”，还有市民们基于正义感和同情心而自发形成“万州事件” 等大规模群体性官民冲突，见证着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维权运动的日益普及和持续不断；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界的良知不服从运动，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上世纪民间发起的“公开信运动”到新世纪的网络维权运动，参与其中的体制外持不同政见者代不乏人，使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逐渐公开化；自由知识界也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接续，体制内异见者也由老资格的离休高官发展为现职的中青年人士。
以上各阶层的非暴力反抗都在为大陆民间资源的积累作出各自的贡献，分散的民间良知不服从运动也在为日后的组织化积累经验。
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新兴自由国家，大都经历过民间的自发非暴力反抗运动，特别是在苏东巨变开启的后冷战世界上，自由民主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的目标，为独裁制度下心向自由的人们的非暴力反抗提供了强大的道义支持，其成功率也较之冷战时代大为增加。
首先，从人性进化的角度看，由于人性本身的逐渐文明化使自由不断扩展，自由的不断扩展又反过来不断提升人性的文明程度。当君子也把小人看作具有良知、只不过其良知被暂时遮蔽之时，也许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出小人的恻隐之心，起码可以使小人收起赤裸裸的狰狞面目，而包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
其次，从制度进化的角度看，自由制度对独裁制度的世界性胜利，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自由制度对独裁制度都具有远远超过冷战时期的优势，为独裁制度下的非暴力反抗提供了日益强大的国际支持；已经民主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都在不断增加，昔日的极权国家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顽固的极权暴政已经所剩无几。也就是说，席卷全球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正在逼迫大多数独裁制度不得不“伪善”，甚至连那些仍然坚持独裁制度的政客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也不得不用“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说辞来装点门面。也就是说，从人类政治文明演化的历史看，独裁政权的不得不“伪善”，往往是走向“善政”的开端。
再次，独裁国家内的民间权利意识觉醒程度日渐提高，而独裁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则大规模流失，民众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谎言，口是心非的消极反抗变成了民间应付官方的常态；敢于直面恐怖秩序的良知者也在同步增加，局部性的自发民间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经令官方的控制和镇压逐渐失效；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政治一元化而社会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我相信，由民间的自发行动推动的社会变革，终将导致僵化的政治权力的改变。所以，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大增加。
放眼当今世界，民间反抗暴政的方式越来越放弃暴力夺权而转向非暴力反抗，良知不服从运动已经成为民间力量反抗暴政和恶法的普遍方式，以民间良知对抗恶法恶治更成为独裁国家中的民间反抗运动的常态，民间努力瓦解独裁政权的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独裁政权。最近，独联体的三个国家的反对派及其主流民意，因不满当政者的独裁倾向和选举舞弊而相继发动了“天鹅绒革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革命已经成功，吉尔吉斯的革命也曙光初现，掌权长达十五年的总统阿卡耶夫流亡俄国，反对派领导人组成临时政府，并宣布六月份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世界的政治地图上，民主政治的版图又一次得到迅速扩张。
之所以如此，第一，二十世纪多次暴力革命的惨痛教训，以暴易暴的过程极为惨烈，让整个社会付出成本过大，带来的往往是玉石俱焚的废墟；以暴易暴的结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枪杆子打出的政权，非但不是以和平方式竞争权力的自由制度，反而是最擅用暴力的新独裁上台。第二，独裁制度中的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有形资源，它唯一无法垄断的只有人心之向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极权国家内部的民意觉醒和国际上自由国家施加的外来压力，使日薄西山的独裁制度的暴力镇压的残酷性逐渐下降，其统治者也要越来越做出“伪善”的姿态。
所以，独裁制度下的民间反抗运动可以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用中国古语表述就是人人皆有“天地良心”。反过来，独裁制度之所以无法长期维系下去，就在于它逐步丧失民意的自愿认同，也就是丧失道义合法性，而一个有违于“天地良心”的政权，必然遭受“天谴”的惩罚。这就是在独裁制度的庞大形体坍塌之前，必然先经历过一个在人民的灵魂中逐渐衰败、腐烂和瓦解的过程。前苏东帝国如此，今日的中共政权亦如此。
正如著名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所言：世俗权势者可以改变一切，却无法改变信徒们心向上帝的虔诚。
2005年10月6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民主中国(Modified on 2005/10/09) (博讯 boxun.com)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全文完博讯www
(博讯2005年10月09日)
刘晓波更多文章请看刘晓波专栏
“公民不服从”或“良知不服从”，尽管源于西方古代的基督教圣徒为信仰殉难的人格激励，来自教徒良知对世俗王权的徒手反抗（良知的权利），但作为一种世俗化公民运动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公民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作家梭罗在1848年提出，他写出了著名的《公民不服从》，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反抗国家及其法律的个人权利问题。他强调公民良知对社会的良性秩序的关键作用，并说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箴言。 (博讯 boxun.com)
公民社会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对抗，是民间良知以公开违法的行动来诉诸于社会多数的正义感，它所违反的对象是不正义的法律或政府政策。公民不服从对制度非正义的反抗具有以下特征：
1、它基于普世的公共道德理想而区别于公共领域的道德相对主义。
2、它的反抗诉诸于公开性而区别于反抗的秘密性；
3、它的反抗坚持非暴力性而区别于反抗的暴力性。
4、它的反抗既是基于良知对普遍正义的关注而选择的自愿违法行为，又是对法治秩序的忠诚，承认公民服从现行法律的义务。
圣雄甘地在印度领导的非暴力独立运动，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领导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已经成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典范；之后又有由曼德拉和图图主教领导的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非暴力反抗。
然而，关于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否适用于独裁国家的问题，西方学者则抱有怀疑。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专门论及“公民不服从”，他也是从良知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定义“公民不服从”。他说：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改变，一个人诉诸共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宣称按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同时，罗尔斯指出了“公民不服从”的两大条件——制度前提和公民共识。公民不服从的制度前提必须具有最低制度正义的民主国家，社会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国民大致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对该国宪法合法性具有基本共识。换言之，公民不服从只适用于具有民主政治形式的社会或立宪民主政体，而不适用于其他社会。
我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更多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并不能涵盖其他制度下的非暴力反抗的实践。不可否认，甘地、金博士和曼德拉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其所处的文化及其制度环境密不可分，英国政府、美国政府和南非白人政府，毕竟是符合政治美德的自由政府，也是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的政府，而在其他制度及其政府的治下，特别是在暴虐的独裁制度之下，非暴力反抗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而获得成功的概率则大大降低，即便能够成功，其过程也会极为艰难、曲折、漫长，所以，有人提出“非暴力反抗的限度”问题。
也就是说，非暴力反抗的成功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反抗的一方，必须具有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气，一种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而被反抗的一方，也要具有直面自我罪恶的超常勇气，一种自觉不义的反省能力；也就是说：一方是正义的殉道者，另一方是不义的忏悔者，反抗的良知能够唤醒赎罪的良知——我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和屈辱，受害者的质疑和反抗能够逼出我的赎罪良知，让我不得不进行自我反省，不得不向受害者忏悔。否则的话，非暴力反抗等于对牛弹琴，成功概率几乎等于零。比如，犹太人再有非暴力反抗的勇气、良知和韧性，也无法软化希特勒的铁石心肠；在共产极权之下，“阶级敌人们”无论具有多么坚韧的承受迫害的能力，也无法唤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暴君的悔罪良知。
所以，在经过了六四大屠杀的当下中国，一方面是民间维权运动对“公民不服从”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对“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现实可行性的置疑：1，在独裁权力依然强大而公民社会极端脆弱的力量对比中，民间的非暴力反抗对瓦解独裁权力几乎没有实质性作用；2，在政治权力毫无政治良知的制度环境下，只有正义的殉道者而没有不义的忏悔者，即便民间维权拿出再多良知，也无法唤起为政者的政治良知。
的确，现代共产极权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制度，极权国家的公民不服从，对如此暴虐统治的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难度固然大大增加，但也并非全无可能。
在共产极权国家，良知不服从运动主要是追求自由的人们反抗奴役的民间运动，主要表现为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在前苏联，索尔忍尼琴向苏联人民发出 “不靠谎言生活”的号召；在捷克，领导“七七宪章运动”的哈维尔，号召捷克人民“活在真实中”，行使“无权者的权利”；在波兰，被誉为“团结工会运动”的理论家的米奇尼克，在总结波兰民间反抗运动时说：“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就是“让冲突得到真实的表达。”即便在军人独裁的缅甸，民间反对运动也主要诉诸于非暴力反抗，其领袖昂山素季提出的反抗原则就是：“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再恐惧》）
如果没有这些自发的民间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持之以恒，前苏东极权帝国不可能在瞬间坍塌，昂山素季也不会得到世界最高的道义奖励——诺贝尔和平奖。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皇权主义老传统，更由于毛泽东极权主义新传统，独裁政权的强大与人性的堕落几乎同步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现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狼对狼的斗争哲学，毫无阻碍地转化为一切向钱看的唯利是图的犬儒哲学。由政权及其高官的示范、通过富豪和知识精英的普及的道德荒芜，几乎蔓延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特别是，在六四大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社会名流的大面积逃亡，以及民主墙一代精英的被迫流亡，致使中国人与诺贝尔和平奖擦肩而过，没有产生出像沙哈罗夫、索尔任尼琴、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昂山素季那样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运动领袖。
然而，这样的缺憾只能说明中国民间的过去和现在，未必就是中国民间争取自由运动的宿命。事实上，即便在异常残暴的毛泽东时代，也出现过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顾准等道义英雄。特别是圣女林昭的坚韧不屈和自由主义先驱顾准的清醒反思，仍然是今日中国民间维权的宝贵精神资源；在毛泽东死前的 1976年，发生在天安们广场的“四五运动”，就是一场自发的民间非暴力反抗运动；文革刚刚结束后，就出现过西单民主墙一代；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八十年代，也出现过刘宾雁、方励之等一大批民间良知；在八九运动和惨烈的六四血案中，不仅造就涌现出一批学运领袖及其“黑手”，更涌现出无数不知名的民间英雄，只身阻挡坦克铁龙的青年，代表了冒着巨大生命危险而参与堵军车、救死扶伤、劝阻戒严部队开枪的无数普通市民；同时，八九运动造就了中共党魁中的人格奇迹赵紫阳先生，也造就一批与中共体制决裂的党内精英，至今留在国内的鲍彤先生和张祖桦先生就是这些决裂者的代表。
六四后，以丁子霖女士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堪称最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道义象征，也是践行“公民不服从”的典范：“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对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称草根非暴力运动的代表；从失业工人发起的“辽阳工潮”到利益受损的农民发起的“汉源事件”，还有市民们基于正义感和同情心而自发形成“万州事件” 等大规模群体性官民冲突，见证着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维权运动的日益普及和持续不断；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界的良知不服从运动，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上世纪民间发起的“公开信运动”到新世纪的网络维权运动，参与其中的体制外持不同政见者代不乏人，使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逐渐公开化；自由知识界也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接续，体制内异见者也由老资格的离休高官发展为现职的中青年人士。
以上各阶层的非暴力反抗都在为大陆民间资源的积累作出各自的贡献，分散的民间良知不服从运动也在为日后的组织化积累经验。
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新兴自由国家，大都经历过民间的自发非暴力反抗运动，特别是在苏东巨变开启的后冷战世界上，自由民主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的目标，为独裁制度下心向自由的人们的非暴力反抗提供了强大的道义支持，其成功率也较之冷战时代大为增加。
首先，从人性进化的角度看，由于人性本身的逐渐文明化使自由不断扩展，自由的不断扩展又反过来不断提升人性的文明程度。当君子也把小人看作具有良知、只不过其良知被暂时遮蔽之时，也许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出小人的恻隐之心，起码可以使小人收起赤裸裸的狰狞面目，而包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
其次，从制度进化的角度看，自由制度对独裁制度的世界性胜利，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自由制度对独裁制度都具有远远超过冷战时期的优势，为独裁制度下的非暴力反抗提供了日益强大的国际支持；已经民主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都在不断增加，昔日的极权国家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顽固的极权暴政已经所剩无几。也就是说，席卷全球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正在逼迫大多数独裁制度不得不“伪善”，甚至连那些仍然坚持独裁制度的政客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也不得不用“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说辞来装点门面。也就是说，从人类政治文明演化的历史看，独裁政权的不得不“伪善”，往往是走向“善政”的开端。
再次，独裁国家内的民间权利意识觉醒程度日渐提高，而独裁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则大规模流失，民众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谎言，口是心非的消极反抗变成了民间应付官方的常态；敢于直面恐怖秩序的良知者也在同步增加，局部性的自发民间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经令官方的控制和镇压逐渐失效；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政治一元化而社会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我相信，由民间的自发行动推动的社会变革，终将导致僵化的政治权力的改变。所以，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大增加。
放眼当今世界，民间反抗暴政的方式越来越放弃暴力夺权而转向非暴力反抗，良知不服从运动已经成为民间力量反抗暴政和恶法的普遍方式，以民间良知对抗恶法恶治更成为独裁国家中的民间反抗运动的常态，民间努力瓦解独裁政权的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独裁政权。最近，独联体的三个国家的反对派及其主流民意，因不满当政者的独裁倾向和选举舞弊而相继发动了“天鹅绒革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革命已经成功，吉尔吉斯的革命也曙光初现，掌权长达十五年的总统阿卡耶夫流亡俄国，反对派领导人组成临时政府，并宣布六月份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世界的政治地图上，民主政治的版图又一次得到迅速扩张。
之所以如此，第一，二十世纪多次暴力革命的惨痛教训，以暴易暴的过程极为惨烈，让整个社会付出成本过大，带来的往往是玉石俱焚的废墟；以暴易暴的结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枪杆子打出的政权，非但不是以和平方式竞争权力的自由制度，反而是最擅用暴力的新独裁上台。第二，独裁制度中的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有形资源，它唯一无法垄断的只有人心之向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极权国家内部的民意觉醒和国际上自由国家施加的外来压力，使日薄西山的独裁制度的暴力镇压的残酷性逐渐下降，其统治者也要越来越做出“伪善”的姿态。
所以，独裁制度下的民间反抗运动可以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用中国古语表述就是人人皆有“天地良心”。反过来，独裁制度之所以无法长期维系下去，就在于它逐步丧失民意的自愿认同，也就是丧失道义合法性，而一个有违于“天地良心”的政权，必然遭受“天谴”的惩罚。这就是在独裁制度的庞大形体坍塌之前，必然先经历过一个在人民的灵魂中逐渐衰败、腐烂和瓦解的过程。前苏东帝国如此，今日的中共政权亦如此。
正如著名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所言：世俗权势者可以改变一切，却无法改变信徒们心向上帝的虔诚。
2005年10月6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民主中国(Modified on 2005/10/09) (博讯 boxun.com)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全文完博讯www
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作者：零八宪章签署人
我们作为和刘晓波先生一起共同起草或签署《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在得知刘晓波先生即将面临起诉和遭受刑罚之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态度：
一 我们始终相信，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能够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除此只会继续造成畸形的繁荣、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严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刘晓波先生秉持着相同的理念和追求；
二， 我们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并赞同其中的观念，是基于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也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的表现，我们从不认为签署《零八宪章》有违现行任何法律法规；
三，如果刘晓波先生因此被起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2009年12月10日
欢迎继续签名，签名邮箱64chinese@gmail.com
零八宪章国内签署人、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者：
165人
姓名 职业 常住地
于浩成 法学专家 北京
张思之 律师 北京
茅于轼 经济学家 北京
杜光 政治学者，教授 北京
鲍彤 前中央委员 北京
丁子霖 教授 北京
蒋培坤 教授 北京
张祖桦 宪政学者 北京
徐友渔 学者 北京
陈子明 学者 北京
崔卫平 教授 北京
郝建 教授 北京
高瑜 记者 北京
余世存 作家 北京
张博树 政治学家 北京
张显杨 学者 北京
周舵 学者 北京
张耀杰 学者 北京
李大同 记者 北京
赵达功 作家 深圳
莫之许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温克坚 学者 杭州
蒋亶文 作家 上海
野渡 编辑 广州
刘荻 自由撰稿人 北京
王小山 专栏作家 北京
滕彪 维权人士 北京
王怡 传道人 成都
冉云飞 作家 成都
昝爱宗 作家及特约记者 杭州
杨子立 学者 北京
王光泽 独立时事评论员 北京
北风(温云超) 互联网观察者 广州
马少方 商人 深圳
铁流 作家 北京
朱建国 作家 深圳
庄道鹤 律师 杭州
吴保建 律师 杭州
苏元真 教授 杭州
杨光 独立学者 广西桂林
阿丁 记者 北京
舒阳 艺术家 北京
王德邦 自由撰稿人 北京
张发财 设计师 南宁
陈绍华 设计师 深圳
李海 维权人士 北京
刘京生 自由职业 北京
黑沨 诗人/作家 苏州
朱欣欣 自由撰稿人 河北石家庄
胡义昭 学者 北京
李咏胜 作家、记者 成都
唐荆陵 律师后 广州
袁新亭 编辑 广州
雄勇 律师 北京
陆文 作家 江苏
李元龙 前党报记者 贵州毕节
刘士辉 律师后 广州
王仲夏 自由职业 北京
巴忠巍 自由职业者 河南
王炜 自由职业者 山东莱芜
倪明 退休工人 辽宁盘锦
刘沙沙 维权人士 北京
郭强 访民 重庆
张涛 自由职业者 石家庄
严灞 港口运输业 深圳
何欢 自由职业 浙江
古川 人权捍卫者 北京
陈龙 自由艺术工作者 杭州
徐波 企业员工 云南大理
刘灵儿 维权人士 武汉
童垚 无业 北京
林育林 学生 温州
马语晨 医药相关行业 北京
田永德 维权人士 北京
李二平 教师 黑龙江
贾春霞 维权人士 唐山
端启宪（陆恒宪）维权人士 广西南宁
吕方志(吕方芝） 公民 武汉
秦汉杰 公民 山西
钟桂清 公民 广东 茂名
李宇 角马俱乐部发起人 四川德阳
朱虞夫 政治犯 浙江省杭州市
未水山 商人 杭州
刘贤斌 维权人士 四川遂宁
张百胜 农民工 温州
蒲飞 IT 四川成都
车宏年 自由撰稿人 山东
程汉忠 公司职员 四川乐山
管党生 自由职业 合肥
李祥正 工程师 湖北
梁学以 失地农民 河南
李朝勋 农民 河南
罗劲 公民 长沙
南望 自由职业 河南
杨凤明 重庆 退休人员
郭宝锋 翻译 厦门
张晶晶 农民 浙江省上虞市
李波 公民 成都
刘耀敏 无业公民 广州
周树成 公民 海南
王大联 公民 成都
周玉花 公民 福建
楚天 自由职业者 湖北
刘云云 农民 广州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张小山 公民 北京
蒋沛霖 自由职业 深圳
郭卫东 自由职业者 浙江嘉兴
邓永固 技术员 四川遂宁
杨立才 08宪章签署者 北京
刘丽娇 化工研发 上海
刘京朝 军人 天津
马郡 设计师 上海
赵嘉阳 中国绿党 北京
刘平 自由职业 广西南宁
管禹 个体户 吉林省松原市
汉心 教师 贵阳市
阳光 自由职业 广州
赵越 工程师 广东深圳
冀进京 自由职业 江苏
戴建伟 编辑 浙江
刘工 工程师 沈阳
周骋 IT工程师 北京
张小山 网络产品设计 北京
孙维夏 职员 北京
闫海峰 自由职业 北京
葛志福 教师 北京
穆毅勇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李泽昌 自由职业者 北京
顾志勤 修理工 无锡
花小岁 媒体 北京
徐高金 维权人士 江西九江
徐峥 软件工程师 成都
张磊 服务生 杭州
张乔 大学生 北京
洪蓓蓓 学生 广州
高巍 程序员 上海
凡子 画廊 北京
华夏匹夫 退职干部，自由撰稿人 北京
姜海洋 自由职业者 天津
栗林 无业 上海
刘奇 房地产中介 湖北
吴宗伟 电子工程师 辽宁大连
张津郡 商人 深圳
吴孟谦 自由人 浙江
吴高兴 自由撰稿人 浙江临海
李贺明 文学杂志编辑 武汉
叶乔松 自由职业者 湖北宜昌
张伟城 学生 肇庆
湖玛 维吾尔人 学生 北京
周博 会计 广州
鲁扬 诗人 山东
胡熙成 自由战士 四川成都
陈广英 自由职业 湖南
温元奎 自由职业者 上海
朱晓东 自由职业 吉林长春
杨沁雨 学生 四川雅安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苏雨桐，NGO工作人员 北京
肖勇 德先生研究所义工 湖南
陈可 自由撰稿人 上海
任泽田 应届高三生 山东省青岛市
李欣 打工青年 深圳
朱琳 无业 广州
郑潮 学生 北京
零八宪章海外签署人、声援刘晓波先生者：
41人
武宜三 五七史料收集者 香港
孟浪 诗人 美国/香港
陈允中 大学教师 香港
朱瑞 作家 加拿大
蔡楚 编辑 美国
潘嘉伟 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香港
蔡淑芳 公民 香港
钟圣华 学生 香港
丁抒 教师 美国
吴仁华 中国文献学者 美国洛杉矶
杨建利 公民力量 美国
刘超 IT从业人员 美国
阎靖靖，零八宪章签署者 香港
坂本大辉 社会人士 香港
蔡逸峰 学生 德国
亓允文 自由作家 高雄市
李大立 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理事 香港
胡平 学者 美国纽约
陈破空 政论家 纽约
郭保胜 学生 美国
艾鸽 画家 巴黎
张小刚 自由写作 澳洲悉尼
徐文立 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美国
井蛙 诗人 美国加州
贝岭 文学工作者 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人
吕易 中国社会党中央副秘书长 澳大利亚华人教会牧师
郭罗基 哈佛大学研究员 美国
宋永毅 教授 美国加州
陈小玮 教师 美国， 阿肯色
王龙蒙 89学生 法国
李剑虹 作家 被拒绝入境滞留瑞典
张菁 新闻工作者 纽约
张锡金 国际贸易 墨尔本
尹进 记者 瑞典
冷热 公务员 加拿大渥太华
刘路 政治流亡者 纽约
蔡国栋 电脑工作者 美国
姜维平 自由撰稿人 加拿大
Mack Frankfurt, Germany
Liu Wei engeneer Germany
Pan Lei M.D. Ph.D. Teacher of university Japan
作者：零八宪章签署人
我们作为和刘晓波先生一起共同起草或签署《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在得知刘晓波先生即将面临起诉和遭受刑罚之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态度：
一 我们始终相信，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能够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除此只会继续造成畸形的繁荣、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严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刘晓波先生秉持着相同的理念和追求；
二， 我们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并赞同其中的观念，是基于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也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的表现，我们从不认为签署《零八宪章》有违现行任何法律法规；
三，如果刘晓波先生因此被起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2009年12月10日
欢迎继续签名，签名邮箱64chinese@gmail.com
零八宪章国内签署人、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者：
165人
姓名 职业 常住地
于浩成 法学专家 北京
张思之 律师 北京
茅于轼 经济学家 北京
杜光 政治学者，教授 北京
鲍彤 前中央委员 北京
丁子霖 教授 北京
蒋培坤 教授 北京
张祖桦 宪政学者 北京
徐友渔 学者 北京
陈子明 学者 北京
崔卫平 教授 北京
郝建 教授 北京
高瑜 记者 北京
余世存 作家 北京
张博树 政治学家 北京
张显杨 学者 北京
周舵 学者 北京
张耀杰 学者 北京
李大同 记者 北京
赵达功 作家 深圳
莫之许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温克坚 学者 杭州
蒋亶文 作家 上海
野渡 编辑 广州
刘荻 自由撰稿人 北京
王小山 专栏作家 北京
滕彪 维权人士 北京
王怡 传道人 成都
冉云飞 作家 成都
昝爱宗 作家及特约记者 杭州
杨子立 学者 北京
王光泽 独立时事评论员 北京
北风(温云超) 互联网观察者 广州
马少方 商人 深圳
铁流 作家 北京
朱建国 作家 深圳
庄道鹤 律师 杭州
吴保建 律师 杭州
苏元真 教授 杭州
杨光 独立学者 广西桂林
阿丁 记者 北京
舒阳 艺术家 北京
王德邦 自由撰稿人 北京
张发财 设计师 南宁
陈绍华 设计师 深圳
李海 维权人士 北京
刘京生 自由职业 北京
黑沨 诗人/作家 苏州
朱欣欣 自由撰稿人 河北石家庄
胡义昭 学者 北京
李咏胜 作家、记者 成都
唐荆陵 律师后 广州
袁新亭 编辑 广州
雄勇 律师 北京
陆文 作家 江苏
李元龙 前党报记者 贵州毕节
刘士辉 律师后 广州
王仲夏 自由职业 北京
巴忠巍 自由职业者 河南
王炜 自由职业者 山东莱芜
倪明 退休工人 辽宁盘锦
刘沙沙 维权人士 北京
郭强 访民 重庆
张涛 自由职业者 石家庄
严灞 港口运输业 深圳
何欢 自由职业 浙江
古川 人权捍卫者 北京
陈龙 自由艺术工作者 杭州
徐波 企业员工 云南大理
刘灵儿 维权人士 武汉
童垚 无业 北京
林育林 学生 温州
马语晨 医药相关行业 北京
田永德 维权人士 北京
李二平 教师 黑龙江
贾春霞 维权人士 唐山
端启宪（陆恒宪）维权人士 广西南宁
吕方志(吕方芝） 公民 武汉
秦汉杰 公民 山西
钟桂清 公民 广东 茂名
李宇 角马俱乐部发起人 四川德阳
朱虞夫 政治犯 浙江省杭州市
未水山 商人 杭州
刘贤斌 维权人士 四川遂宁
张百胜 农民工 温州
蒲飞 IT 四川成都
车宏年 自由撰稿人 山东
程汉忠 公司职员 四川乐山
管党生 自由职业 合肥
李祥正 工程师 湖北
梁学以 失地农民 河南
李朝勋 农民 河南
罗劲 公民 长沙
南望 自由职业 河南
杨凤明 重庆 退休人员
郭宝锋 翻译 厦门
张晶晶 农民 浙江省上虞市
李波 公民 成都
刘耀敏 无业公民 广州
周树成 公民 海南
王大联 公民 成都
周玉花 公民 福建
楚天 自由职业者 湖北
刘云云 农民 广州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张小山 公民 北京
蒋沛霖 自由职业 深圳
郭卫东 自由职业者 浙江嘉兴
邓永固 技术员 四川遂宁
杨立才 08宪章签署者 北京
刘丽娇 化工研发 上海
刘京朝 军人 天津
马郡 设计师 上海
赵嘉阳 中国绿党 北京
刘平 自由职业 广西南宁
管禹 个体户 吉林省松原市
汉心 教师 贵阳市
阳光 自由职业 广州
赵越 工程师 广东深圳
冀进京 自由职业 江苏
戴建伟 编辑 浙江
刘工 工程师 沈阳
周骋 IT工程师 北京
张小山 网络产品设计 北京
孙维夏 职员 北京
闫海峰 自由职业 北京
葛志福 教师 北京
穆毅勇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李泽昌 自由职业者 北京
顾志勤 修理工 无锡
花小岁 媒体 北京
徐高金 维权人士 江西九江
徐峥 软件工程师 成都
张磊 服务生 杭州
张乔 大学生 北京
洪蓓蓓 学生 广州
高巍 程序员 上海
凡子 画廊 北京
华夏匹夫 退职干部，自由撰稿人 北京
姜海洋 自由职业者 天津
栗林 无业 上海
刘奇 房地产中介 湖北
吴宗伟 电子工程师 辽宁大连
张津郡 商人 深圳
吴孟谦 自由人 浙江
吴高兴 自由撰稿人 浙江临海
李贺明 文学杂志编辑 武汉
叶乔松 自由职业者 湖北宜昌
张伟城 学生 肇庆
湖玛 维吾尔人 学生 北京
周博 会计 广州
鲁扬 诗人 山东
胡熙成 自由战士 四川成都
陈广英 自由职业 湖南
温元奎 自由职业者 上海
朱晓东 自由职业 吉林长春
杨沁雨 学生 四川雅安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苏雨桐，NGO工作人员 北京
肖勇 德先生研究所义工 湖南
陈可 自由撰稿人 上海
任泽田 应届高三生 山东省青岛市
李欣 打工青年 深圳
朱琳 无业 广州
郑潮 学生 北京
零八宪章海外签署人、声援刘晓波先生者：
41人
武宜三 五七史料收集者 香港
孟浪 诗人 美国/香港
陈允中 大学教师 香港
朱瑞 作家 加拿大
蔡楚 编辑 美国
潘嘉伟 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香港
蔡淑芳 公民 香港
钟圣华 学生 香港
丁抒 教师 美国
吴仁华 中国文献学者 美国洛杉矶
杨建利 公民力量 美国
刘超 IT从业人员 美国
阎靖靖，零八宪章签署者 香港
坂本大辉 社会人士 香港
蔡逸峰 学生 德国
亓允文 自由作家 高雄市
李大立 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理事 香港
胡平 学者 美国纽约
陈破空 政论家 纽约
郭保胜 学生 美国
艾鸽 画家 巴黎
张小刚 自由写作 澳洲悉尼
徐文立 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美国
井蛙 诗人 美国加州
贝岭 文学工作者 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人
吕易 中国社会党中央副秘书长 澳大利亚华人教会牧师
郭罗基 哈佛大学研究员 美国
宋永毅 教授 美国加州
陈小玮 教师 美国， 阿肯色
王龙蒙 89学生 法国
李剑虹 作家 被拒绝入境滞留瑞典
张菁 新闻工作者 纽约
张锡金 国际贸易 墨尔本
尹进 记者 瑞典
冷热 公务员 加拿大渥太华
刘路 政治流亡者 纽约
蔡国栋 电脑工作者 美国
姜维平 自由撰稿人 加拿大
Mack Frankfurt, Germany
Liu Wei engeneer Germany
Pan Lei M.D. Ph.D. Teacher of university Japan
给从未见过外公的小霞
给外公（晓波模拟刘霞）--给从未见过外公的小霞
题记：亲爱的，你常向我讲起你从未见过的外公，似乎你是在他的双手下长大，但是你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早年在高师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是被逮捕的学生之一。后来他成了开明乡绅，做过民国时期的县长，办过农场和学校。四九年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五十年代初孤独地死于红色监狱中。他外公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他们从未对你讲过外公，因此你恨自己的母亲。于是，外公成了你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亡灵。久而久之，你的外公也就成了我的外公--不是家族遗传上的而是精神血缘上的外公。在监狱里，我给你写了很多关于外公的文字，他的亡灵真成了我的祖先。
外公，我从未见过你
从母亲的口中也听不到
关于你的任何故事
有时，我会故意地
在全家面前提起你
然后紧盯着母亲的双眼
我不知道想看出什么
死于红色监狱中的你
孤独地，没有遗嘱
母亲的眼中看不到
桂花树下的老人
和我的记忆中那道
挥之不去的阴影
外公，这间小屋过于狭窄
盛不下你要留给子孙的遗嘱
我所能给你的
只有在黑暗的孤独中
为你哭红的眼睛
和为监狱中的丈夫
而苦苦挣扎的灵魂
外公，你吸烟吗
即使不吸，此刻也要
陪你的外孙女吸一支
外公，你肯定喝酒
因为在我的血液里
遗传有过浓的酒精
可以作我祖母的杜拉斯
死于酗酒，她给我写过诗
教我如何用酒写作
我从年轻时就开始嗜酒
是否你与她的共谋
外公，别那么严肃地盯着
我的灵魂经不住你的凝视
某个夜晚，黑得透明
我会给你一点点欢笑
做个大马脸
表情尽量地夸张
还有我的一群小丑娃
为你的亡灵祈祷
你千万不要提起往事
镜中的我已泪流满面
原谅我，外公
绝望就是追忆和怀念
风雨如晦的夜晚
我的黑暗为你而明亮
梦中的桂花树
立于你的老屋的窗前
一片不肯伸展的叶子
为你的子孙而羞耻
让我做你拐杖
是上天对我奖赏
如果你真的徘徊在天上
我就用飞鸟的羽翅
为你修剪过长的指甲
如果你还在地下醒着
石头的坚韧和泥土的潮湿
就是我对你的倾诉
为了接近你的冤魂
我愿变成蚂蚁或蚯蚓
外公，我知道
即使怀念中不朽的诗行
与那个恐怖的时代相比
也显得过于优雅过于胆怯
在我熟悉的铁窗口
你的盼望的目光中
倒映着子孙们扭曲的形象
你留下的时间
不曾被泪水和忏悔浸满
却在冷漠和逃避的遗忘中
变成一片刺目的空白
外公，你看见了吗
我的四周有昼夜值班的警察
他们对我了如指掌
抄家时，他们检查过每个角落
几乎把我的字迹劫掠一空
但他们就是找不到你的遗嘱
空旷的黑暗只与你我同在
你的生命比我富有
我必须接受你的诅咒
如同女人必须忍受月经
我会保存好你的遗嘱
代妈妈跪在你的坟前
晓波1997.7.7
题记：亲爱的，你常向我讲起你从未见过的外公，似乎你是在他的双手下长大，但是你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早年在高师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是被逮捕的学生之一。后来他成了开明乡绅，做过民国时期的县长，办过农场和学校。四九年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五十年代初孤独地死于红色监狱中。他外公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他们从未对你讲过外公，因此你恨自己的母亲。于是，外公成了你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亡灵。久而久之，你的外公也就成了我的外公--不是家族遗传上的而是精神血缘上的外公。在监狱里，我给你写了很多关于外公的文字，他的亡灵真成了我的祖先。
外公，我从未见过你
从母亲的口中也听不到
关于你的任何故事
有时，我会故意地
在全家面前提起你
然后紧盯着母亲的双眼
我不知道想看出什么
死于红色监狱中的你
孤独地，没有遗嘱
母亲的眼中看不到
桂花树下的老人
和我的记忆中那道
挥之不去的阴影
外公，这间小屋过于狭窄
盛不下你要留给子孙的遗嘱
我所能给你的
只有在黑暗的孤独中
为你哭红的眼睛
和为监狱中的丈夫
而苦苦挣扎的灵魂
外公，你吸烟吗
即使不吸，此刻也要
陪你的外孙女吸一支
外公，你肯定喝酒
因为在我的血液里
遗传有过浓的酒精
可以作我祖母的杜拉斯
死于酗酒，她给我写过诗
教我如何用酒写作
我从年轻时就开始嗜酒
是否你与她的共谋
外公，别那么严肃地盯着
我的灵魂经不住你的凝视
某个夜晚，黑得透明
我会给你一点点欢笑
做个大马脸
表情尽量地夸张
还有我的一群小丑娃
为你的亡灵祈祷
你千万不要提起往事
镜中的我已泪流满面
原谅我，外公
绝望就是追忆和怀念
风雨如晦的夜晚
我的黑暗为你而明亮
梦中的桂花树
立于你的老屋的窗前
一片不肯伸展的叶子
为你的子孙而羞耻
让我做你拐杖
是上天对我奖赏
如果你真的徘徊在天上
我就用飞鸟的羽翅
为你修剪过长的指甲
如果你还在地下醒着
石头的坚韧和泥土的潮湿
就是我对你的倾诉
为了接近你的冤魂
我愿变成蚂蚁或蚯蚓
外公，我知道
即使怀念中不朽的诗行
与那个恐怖的时代相比
也显得过于优雅过于胆怯
在我熟悉的铁窗口
你的盼望的目光中
倒映着子孙们扭曲的形象
你留下的时间
不曾被泪水和忏悔浸满
却在冷漠和逃避的遗忘中
变成一片刺目的空白
外公，你看见了吗
我的四周有昼夜值班的警察
他们对我了如指掌
抄家时，他们检查过每个角落
几乎把我的字迹劫掠一空
但他们就是找不到你的遗嘱
空旷的黑暗只与你我同在
你的生命比我富有
我必须接受你的诅咒
如同女人必须忍受月经
我会保存好你的遗嘱
代妈妈跪在你的坟前
晓波1997.7.7
汉语贡献奖
刘晓波的微言大义/刘柠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13日 转载)
今年6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曾把第八届汉语贡献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以表彰其持续的、创造性的公民言说，对当下汉语思想所贡献的精辟思考。时值汶川国难，举国同悲。此颁奖辞曾于"国家哀悼日"之后的6月3日，由余世存先生对外发布过简本。今刘晓波先生落难，遭刑拘已逾3天，仍不见朗报传出。特刊发旧文全本，以声援这位杰出的人权、民主斗士。
刘晓波的微言大义
刘 柠（北京）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2008年度汉语贡献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以表彰他对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所做的富于洞见的建设性言说。
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教授的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博士学位。
作为80年代即以"黑马"姿态跃入文坛，在短短一两年内即暴得大名的青年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晓波既是80年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受益者，同时也是酿造其氛围，推动其做大的"始作俑者"之一。许多35岁以上的人，至今对刊载其系列文化批判檄文的《深圳青年报》、《中国》等彼时新锐报刊纸贵洛阳及其在京城高校激情演讲的火爆场面记忆犹新。
1988年6月，其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会，甚至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以不久前刚刚辞世、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著名思想家王元化教授为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囊括了北大的谢冕教授、川师大的高尔泰教授、复旦的蒋孔阳教授、人大的蒋培坤教授及人文出版社的牛汉等9位文艺理论界的顶尖学者，可谓"牛鬼蛇神，一网打尽"。原定的会议室容纳不下，破例临时改在主楼一间可容纳400人的大厅举行，里面挤满了中外人士，气氛热烈。刘晓波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给观众献上了一席关于"审美"的思辨盛宴，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其博士资格。但尽管如此，刘晓波好像并不买账：他事后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痛陈"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整套程序"，如何"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行高于众，众必非之。"语不惊人死不休到如此份上，被芸芸众生看作哗众取宠、装腔作势、卖弄才情，或者拿其理论主张说事，说刘即他所主张的"非理性"的典型，是"狂人"、"疯狗"（殊不知，在刘自己看来，"非理性"恰恰是最高的终极理性，正如他在一次演讲时所说，"最高的智慧，不是清醒，而是困惑。"），似乎也是没办法的事，但知者却不这样看。刘的同事兼副导师童庆炳教授对他曾有一段评语："我敢说，刘晓波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懂什么叫哗众取宠，什么叫装腔作势。他做学问如同生活。他怎么想，就怎么说。直来直去，直到不讲写作技巧，直到不讲语法逻辑，直到不知道保护自己。他的心永远是不设防的。......他的深刻、惊人之论和片面、偏颇之词......就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古今中外成大气候的学问家，有哪一个不是在深刻之中带几分偏颇与片面呢！但刘晓波能不能成'大气候'，这就要看他今后的路如何走了！"对其性格表示高度理解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某种担忧，可谓知言。
后来的事实表明，刘果然"走叉"了路----从"黑马"堕落为"黑手"。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面更加走火入魔，乃至其后来在海外放言的"三百年殖民地"说和"混世魔王毛泽东"成为中共诟病其"卖国主义"，以民族主义的道德义愤将其钉上"耻辱柱"的话柄。但刘晓波的的确确是真诚的，其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的憎恶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尽管如此，刘并没有回避传统中的个人的责任："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所以我非常不同意李泽厚的那句话，他说不能反传统，否则就会反到自己身上。我说恰好相反，反传统就要从个人开始。"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刘一直是反传统的最极端、最决绝的代表。多年后，暮年破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旗帜的李慎之老人明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文化。
89运动是刘晓波精英道路的转折，也是他从"黑马"而"黑手"的拐点。1989年4月26日，他中止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活动，以单程机票回到北京，旋即卷入学潮，成为在背后"插手学潮"的"精英"一分子。与卷入那场运动的其他"精英"不同的是，刘从不讳言自己是"黑手"，甚至以此为荣。所以，从决定回国参加运动的那一刻起，他根本就没想藏着掖着，而是把自己的脸坦坦地贴到了靶心上。也正因此，很快便成了学潮的核心存在，乃至越到后期，越成了广场学生心目中的某种道义象征。笔者至今记得刘在50万人的集会上，呼吁罢免何东昌教委主任的激情演说的场景。如此一贯反传统，反爱国、民族主义，视群众如乌合之众的叛逆者，居然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大学生们正在为我们古老的民族受难，任何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冷眼旁观。......如果我们每个人承担起自己应付的政治责任，中华民族就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完全判若两人，乃至连他自己都不禁自我怀疑起来："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对中华民族的绝望是否理由充足，第一次失去了藐视公众的信念，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公众的觉醒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个人置于身其中就像台风中的一片树叶，顷刻被卷走。"从这里，除了那种站在台上麦克风前，望着眼前黑压压一片人群时油然而生的"一言兴邦"式的自我陶醉外，似乎也约略可以看出为后来的精英转型所做的某种铺垫。
后来发生的悲剧有目共睹，已经深深刻进历史。它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此后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且注定对未来的发展走向也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就这一层而言，曾几何时，反传统之彻底如刘晓波者，其实骨子里依然难脱传统知识分子"士"的一面，"家国"情结已深入骨髓。
此后近20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刘晓波彻底退出了中国的精英话语圈。于1989年9月出版的恶名昭著的小册子《刘晓波其人其事》（郑旺、季蒯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其定位为"狂人"、"黑手"、"流氓"，这个80年代叱咤风云的文学评论家甚至成了中共政治宣传话语中的"社会渣滓"。不仅如此，他还被剥夺了出国旅行和在大陆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公民权。但如此险恶甚至无望的生存，也促成了刘晓波生命中真正深刻的、脱胎换骨的转型。与80年代知识精英多入主流、多享功名、多人阔变脸的"转型"所不同的是，刘晓波的转型，借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形容的话，是从学院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从学者、思想家向政论家的转型，是从作家向持不同政见、持自己意见的中国公民的转型。
作为亲历并见证了整个80年代由精英主导的社会启蒙运动及80年代末的民族悲剧，并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知识分子，刘晓波的转型，无疑具有标本意义，可谓意味深长。对此，一些海外华人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其转型的轨迹：陈奎德先生指出，"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胡平先生将这种转型评价为"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而旅美学人程映虹则把刘前后判若两人般的"华丽转身"定义成"两个刘晓波"。
89之后，从恢复"自由"之身开始近18年的时间里，刘晓波在海外华文媒体及互联网上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字，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公共外交、文化艺术及道德人心等方方面面，出手之快、涵盖之广、开掘之深，鲜有出其右者，堪称华文世界"第一健笔"。正如其每篇文章最后约定俗成的落款（"××年×月×日于北京家中"）所彰显的那样，刘晓波虽然身处京城，但纵笔天下，激扬文字，畅所欲言，已完全超越了"尺度"、新闻检查等桎梏本土知识分子的藩篱，仿佛已提前置身于"自由王国"之域。
但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超然"，并没有毒化他的心态，使其外化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之外，或被本土主流知识社会、民间社会的变革力量边缘化。相反，早年的知识储备和学术修练，加上其对社会转型进程中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自觉，使其始终保持了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不懈地思考着转型的方案，乃至转型后的方向，为"后改革"的软着陆提供了一个打通知识界与民间社会的、弥足珍贵的独特视角。
这种富于前瞻性、建设性的思考，甚至改变了刘晓波"为人为文的姿态"：早年那种天马行空、个性张扬到极致，有时甚至不无霸气的诗意、率性的表达少了，代之以温和、悲悯、内敛、坚韧的风格。"风格即人"，文字是思想的外壳，其文风的流变，无疑是人格转型的外在表现。在从思想上走向被认为是"温吞水" 的英美自由主义之后，刘晓波显然已超越了"斗士"、"反体制作家"、"异见知识分子"等符号性存在，开始着眼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的现实格局，从实际的社会效果出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以法律、行政程序和社会舆论为武器，探求民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出路；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执著，来推动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基于近数年来公民维权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矛盾，指出诸如"维权伦理"等听上去比较刺耳的问题，对某些"人权斗士"型维权律师的激进姿态提出了批评，同时也给自己招来了批判。
但无论如何，刘晓波从来都没有改变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信念。如果说前者使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时，还多少保持了某种与权力对决的"斗士"姿态的话，那么对后者的信仰则超越这种突兀的战斗姿态，指向建设一个公民社会时所需要的日常、平凡、谦卑而韧性的努力，尤其强调了在社会转型之际，知识分子个体转型的意义和重要性。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感谢刘晓波先生持久性的中国公民言说。我们认为，刘晓波先生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关照、对转型方向的逻辑推演和预期及其融自由主义学理于温暖、踏实的评述之中，在学术表达与现代传媒性表达之间左右逢源而不失平衡的文字，是21世纪汉语思想可以超越"精英"思维而存续的明证。
刘晓波先生代表作：《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劳改基金会，2005年11月第1版）
2008年5月19日，汶川国难"头七"、国家哀悼日第一天初稿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13日 转载)
今年6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曾把第八届汉语贡献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以表彰其持续的、创造性的公民言说，对当下汉语思想所贡献的精辟思考。时值汶川国难，举国同悲。此颁奖辞曾于"国家哀悼日"之后的6月3日，由余世存先生对外发布过简本。今刘晓波先生落难，遭刑拘已逾3天，仍不见朗报传出。特刊发旧文全本，以声援这位杰出的人权、民主斗士。
刘晓波的微言大义
刘 柠（北京）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2008年度汉语贡献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以表彰他对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所做的富于洞见的建设性言说。
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教授的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博士学位。
作为80年代即以"黑马"姿态跃入文坛，在短短一两年内即暴得大名的青年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晓波既是80年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受益者，同时也是酿造其氛围，推动其做大的"始作俑者"之一。许多35岁以上的人，至今对刊载其系列文化批判檄文的《深圳青年报》、《中国》等彼时新锐报刊纸贵洛阳及其在京城高校激情演讲的火爆场面记忆犹新。
1988年6月，其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会，甚至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以不久前刚刚辞世、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著名思想家王元化教授为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囊括了北大的谢冕教授、川师大的高尔泰教授、复旦的蒋孔阳教授、人大的蒋培坤教授及人文出版社的牛汉等9位文艺理论界的顶尖学者，可谓"牛鬼蛇神，一网打尽"。原定的会议室容纳不下，破例临时改在主楼一间可容纳400人的大厅举行，里面挤满了中外人士，气氛热烈。刘晓波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给观众献上了一席关于"审美"的思辨盛宴，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其博士资格。但尽管如此，刘晓波好像并不买账：他事后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痛陈"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整套程序"，如何"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行高于众，众必非之。"语不惊人死不休到如此份上，被芸芸众生看作哗众取宠、装腔作势、卖弄才情，或者拿其理论主张说事，说刘即他所主张的"非理性"的典型，是"狂人"、"疯狗"（殊不知，在刘自己看来，"非理性"恰恰是最高的终极理性，正如他在一次演讲时所说，"最高的智慧，不是清醒，而是困惑。"），似乎也是没办法的事，但知者却不这样看。刘的同事兼副导师童庆炳教授对他曾有一段评语："我敢说，刘晓波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懂什么叫哗众取宠，什么叫装腔作势。他做学问如同生活。他怎么想，就怎么说。直来直去，直到不讲写作技巧，直到不讲语法逻辑，直到不知道保护自己。他的心永远是不设防的。......他的深刻、惊人之论和片面、偏颇之词......就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古今中外成大气候的学问家，有哪一个不是在深刻之中带几分偏颇与片面呢！但刘晓波能不能成'大气候'，这就要看他今后的路如何走了！"对其性格表示高度理解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某种担忧，可谓知言。
后来的事实表明，刘果然"走叉"了路----从"黑马"堕落为"黑手"。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面更加走火入魔，乃至其后来在海外放言的"三百年殖民地"说和"混世魔王毛泽东"成为中共诟病其"卖国主义"，以民族主义的道德义愤将其钉上"耻辱柱"的话柄。但刘晓波的的确确是真诚的，其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的憎恶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尽管如此，刘并没有回避传统中的个人的责任："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所以我非常不同意李泽厚的那句话，他说不能反传统，否则就会反到自己身上。我说恰好相反，反传统就要从个人开始。"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刘一直是反传统的最极端、最决绝的代表。多年后，暮年破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旗帜的李慎之老人明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文化。
89运动是刘晓波精英道路的转折，也是他从"黑马"而"黑手"的拐点。1989年4月26日，他中止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活动，以单程机票回到北京，旋即卷入学潮，成为在背后"插手学潮"的"精英"一分子。与卷入那场运动的其他"精英"不同的是，刘从不讳言自己是"黑手"，甚至以此为荣。所以，从决定回国参加运动的那一刻起，他根本就没想藏着掖着，而是把自己的脸坦坦地贴到了靶心上。也正因此，很快便成了学潮的核心存在，乃至越到后期，越成了广场学生心目中的某种道义象征。笔者至今记得刘在50万人的集会上，呼吁罢免何东昌教委主任的激情演说的场景。如此一贯反传统，反爱国、民族主义，视群众如乌合之众的叛逆者，居然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大学生们正在为我们古老的民族受难，任何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冷眼旁观。......如果我们每个人承担起自己应付的政治责任，中华民族就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完全判若两人，乃至连他自己都不禁自我怀疑起来："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对中华民族的绝望是否理由充足，第一次失去了藐视公众的信念，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公众的觉醒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个人置于身其中就像台风中的一片树叶，顷刻被卷走。"从这里，除了那种站在台上麦克风前，望着眼前黑压压一片人群时油然而生的"一言兴邦"式的自我陶醉外，似乎也约略可以看出为后来的精英转型所做的某种铺垫。
后来发生的悲剧有目共睹，已经深深刻进历史。它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此后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且注定对未来的发展走向也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就这一层而言，曾几何时，反传统之彻底如刘晓波者，其实骨子里依然难脱传统知识分子"士"的一面，"家国"情结已深入骨髓。
此后近20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刘晓波彻底退出了中国的精英话语圈。于1989年9月出版的恶名昭著的小册子《刘晓波其人其事》（郑旺、季蒯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其定位为"狂人"、"黑手"、"流氓"，这个80年代叱咤风云的文学评论家甚至成了中共政治宣传话语中的"社会渣滓"。不仅如此，他还被剥夺了出国旅行和在大陆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公民权。但如此险恶甚至无望的生存，也促成了刘晓波生命中真正深刻的、脱胎换骨的转型。与80年代知识精英多入主流、多享功名、多人阔变脸的"转型"所不同的是，刘晓波的转型，借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形容的话，是从学院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从学者、思想家向政论家的转型，是从作家向持不同政见、持自己意见的中国公民的转型。
作为亲历并见证了整个80年代由精英主导的社会启蒙运动及80年代末的民族悲剧，并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知识分子，刘晓波的转型，无疑具有标本意义，可谓意味深长。对此，一些海外华人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其转型的轨迹：陈奎德先生指出，"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胡平先生将这种转型评价为"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而旅美学人程映虹则把刘前后判若两人般的"华丽转身"定义成"两个刘晓波"。
89之后，从恢复"自由"之身开始近18年的时间里，刘晓波在海外华文媒体及互联网上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字，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公共外交、文化艺术及道德人心等方方面面，出手之快、涵盖之广、开掘之深，鲜有出其右者，堪称华文世界"第一健笔"。正如其每篇文章最后约定俗成的落款（"××年×月×日于北京家中"）所彰显的那样，刘晓波虽然身处京城，但纵笔天下，激扬文字，畅所欲言，已完全超越了"尺度"、新闻检查等桎梏本土知识分子的藩篱，仿佛已提前置身于"自由王国"之域。
但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超然"，并没有毒化他的心态，使其外化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之外，或被本土主流知识社会、民间社会的变革力量边缘化。相反，早年的知识储备和学术修练，加上其对社会转型进程中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自觉，使其始终保持了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不懈地思考着转型的方案，乃至转型后的方向，为"后改革"的软着陆提供了一个打通知识界与民间社会的、弥足珍贵的独特视角。
这种富于前瞻性、建设性的思考，甚至改变了刘晓波"为人为文的姿态"：早年那种天马行空、个性张扬到极致，有时甚至不无霸气的诗意、率性的表达少了，代之以温和、悲悯、内敛、坚韧的风格。"风格即人"，文字是思想的外壳，其文风的流变，无疑是人格转型的外在表现。在从思想上走向被认为是"温吞水" 的英美自由主义之后，刘晓波显然已超越了"斗士"、"反体制作家"、"异见知识分子"等符号性存在，开始着眼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的现实格局，从实际的社会效果出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以法律、行政程序和社会舆论为武器，探求民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出路；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执著，来推动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基于近数年来公民维权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矛盾，指出诸如"维权伦理"等听上去比较刺耳的问题，对某些"人权斗士"型维权律师的激进姿态提出了批评，同时也给自己招来了批判。
但无论如何，刘晓波从来都没有改变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信念。如果说前者使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时，还多少保持了某种与权力对决的"斗士"姿态的话，那么对后者的信仰则超越这种突兀的战斗姿态，指向建设一个公民社会时所需要的日常、平凡、谦卑而韧性的努力，尤其强调了在社会转型之际，知识分子个体转型的意义和重要性。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感谢刘晓波先生持久性的中国公民言说。我们认为，刘晓波先生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关照、对转型方向的逻辑推演和预期及其融自由主义学理于温暖、踏实的评述之中，在学术表达与现代传媒性表达之间左右逢源而不失平衡的文字，是21世纪汉语思想可以超越"精英"思维而存续的明证。
刘晓波先生代表作：《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劳改基金会，2005年11月第1版）
2008年5月19日，汶川国难"头七"、国家哀悼日第一天初稿
要求胡锦涛释放刘晓波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全球一百多名流要求胡锦涛释放刘晓波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4日 转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全球一百多名知名学者、作家、人权工作者周二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要求释放刘晓波。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一封国际各界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开信周二发表，一百五十多名联书者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汉学家白夏、林培瑞、华人物理学家方励之等著名知识分子。信中质疑北京警方抓捕文学批评家、原北京师范大学讲师过程违法，以及违反保障言论表达自由的国际公约；敦促胡锦涛信守加强法制、问政于民的承诺，停止使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种罪名迫害异议者。
签署者之一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些所谓异见分子也是爱国的，只是提出不同意见，领导层对他们越是宽容大度，对外能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改善形象；对内也能加强社会和谐、民族凝聚力。奥运过后，整个社会气氛不但没有放松，还要把刘晓波抓起来，这样是非常不明智的。”
在周二北京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两度问及对国际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回应，包括在没有具体罪名的情况下拘留他是否有悖依法治国的原则，发言人秦刚表示对该个案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措辞强硬地对提问记者说中国政府是否违法不是由你说了算，以及表示坚决反对外国借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由众多大陆知识分子联署的倡议书---《零八宪章》在网上发表前夕，多位参与者遭到公安传唤问话，其中刘晓波被警察带走后，家人至今未被告知下落，也没有收到任何法律依据。
同样关注刘晓波命运的还有众多大陆学者和专家，包括体制内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刘晓波先生被拘捕的事情我是非常关注的，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公约公布六十周年，而中国政府也承认这些，零八宪章是大家共同认同、中国官方口头上也认同的一些人类基本准则及普世价值，所以我觉得官方拘捕刘晓波这样的反应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如果大家说了些公认准则你就采取敌视态度，岂不是说明你对这些价值实际上是抱着深刻敌视么？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不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吧！”
今年国际人权日前夕发表的《零八宪章》从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社会保障等十九个方面向中国当权者提出了温和渐进的建议，首批联署者包括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法学家于浩成、知名作家沙叶新等来自大陆学术、法律、传媒、维权等领域的知名人士，目前海内外签名已经达到六千个。
郑宇硕说当局对《零八宪章》以及发起人之一刘晓波的打压已经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及公信力：“海外社会主要看得很清楚中共绝对没有意思推动民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于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经常都要谈谈推动民主、改革、社会和谐这些话，大家也都不相信了，觉得失去公信力了。 ”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4日 转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全球一百多名知名学者、作家、人权工作者周二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要求释放刘晓波。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一封国际各界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开信周二发表，一百五十多名联书者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汉学家白夏、林培瑞、华人物理学家方励之等著名知识分子。信中质疑北京警方抓捕文学批评家、原北京师范大学讲师过程违法，以及违反保障言论表达自由的国际公约；敦促胡锦涛信守加强法制、问政于民的承诺，停止使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种罪名迫害异议者。
签署者之一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些所谓异见分子也是爱国的，只是提出不同意见，领导层对他们越是宽容大度，对外能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改善形象；对内也能加强社会和谐、民族凝聚力。奥运过后，整个社会气氛不但没有放松，还要把刘晓波抓起来，这样是非常不明智的。”
在周二北京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两度问及对国际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回应，包括在没有具体罪名的情况下拘留他是否有悖依法治国的原则，发言人秦刚表示对该个案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措辞强硬地对提问记者说中国政府是否违法不是由你说了算，以及表示坚决反对外国借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由众多大陆知识分子联署的倡议书---《零八宪章》在网上发表前夕，多位参与者遭到公安传唤问话，其中刘晓波被警察带走后，家人至今未被告知下落，也没有收到任何法律依据。
同样关注刘晓波命运的还有众多大陆学者和专家，包括体制内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刘晓波先生被拘捕的事情我是非常关注的，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公约公布六十周年，而中国政府也承认这些，零八宪章是大家共同认同、中国官方口头上也认同的一些人类基本准则及普世价值，所以我觉得官方拘捕刘晓波这样的反应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如果大家说了些公认准则你就采取敌视态度，岂不是说明你对这些价值实际上是抱着深刻敌视么？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不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吧！”
今年国际人权日前夕发表的《零八宪章》从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社会保障等十九个方面向中国当权者提出了温和渐进的建议，首批联署者包括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法学家于浩成、知名作家沙叶新等来自大陆学术、法律、传媒、维权等领域的知名人士，目前海内外签名已经达到六千个。
郑宇硕说当局对《零八宪章》以及发起人之一刘晓波的打压已经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及公信力：“海外社会主要看得很清楚中共绝对没有意思推动民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于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经常都要谈谈推动民主、改革、社会和谐这些话，大家也都不相信了，觉得失去公信力了。 ”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独裁民族主义
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
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为近现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政治遗产。或者说，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及其暴力欺压的斗争，只有当争取民族独立（包括自决、自治等权利）与争取人的自由（包括平等、民主等权利）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才具有道义正当性和积极意义。然而，反殖民的斗争一旦放弃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目标，就将陷于“国家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泥潭，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也将随之变成独裁的胜利，接着很可能是独裁者鼓动起的帝国式狂妄，企图称霸世界的对外扩张也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以和平演变为主的后殖民后冷战时代，也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各民族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加入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而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互惠的一体化，也是基本价值（人权至上）和社会制度（自由民主）的趋同。此时的民族主义大都是独裁国家的专利，它将淹没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破坏国际正义，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战争与和平、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善与恶、真与假、公正与不公、文明与野蛮等基本道义原则失去意义。而为独裁者民族主义付出最大代价的只有人民，其代价之大几乎就是“人的毁灭”——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更是彻底丧失的尊严和自由的代价。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以建立民族国家、工业经济和殖民扩张为中心。国家西方史学界大都承认，民族主义形成于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在现实政治中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的理论宣言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美、法、德三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只有美国达成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独立宣言》同时宣告了国家独立和自由立国的两大目标，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完成了国家独立的目标；南北战争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奴隶制，完成了自由立国的目标；由此诞生了一个既主权独立又自由民主的伟大国家，在欧洲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厮杀不已之时，美国奉行远离老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走出“孤立主义”，逐渐担负起自由领袖的世界责任。
如果说，自由英国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那么，自由美国的崛起乃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没有英、美的相继崛起，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决不会变成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
从长程的历史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永远是短暂的，联姻的结果，偶尔会是自由主义主导民族主义，催生出独立的宪政民主国家，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民族主义吞掉自由主义，催生出独裁化的扩张性民族主义。这类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性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却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缔造“大民族” 的理想。当年，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爱”三原则，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大革命宣言，而现实政治中的大革命则是对三大自由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风的多数暴政，让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则；继而是民族优越感及其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勃兴，拿破仑的独裁化法兰西沙文主义代替了博爱原则，这项原则曾在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国宪法第六条得到表述（1790年）：“法兰西民族放弃所有侵略战争，不使用她的军队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 然而，那种为法兰西民族的统一而放弃各省自治的集权意识，那种为保卫法兰西祖国而贡献全部的赤诚和武器的激情，把法国引上大国沙文主义之路。“祖国在危机中！”的口号，使整个法国陷于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请战书，号召招募军队、提供捐献、制造武器，“全国好像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反对抗战，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和法兰西民族的罪人。（见《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4）
所以，就在作出“放弃所有侵略战争”的宪法承诺的两年后，1792年4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几乎全体通过对奥地利宣战（只有七张反对票）。
1792年12月15日，国民议会又宣布把比利时并入法国；1793年2月1日，国民议会再次宣布对英国和荷兰同时宣战。正是在法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逼出当年3月由英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
同时，保卫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也为对内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国家权力由国民议会转入公安委员会手中，对奥地利战争的几次胜利提高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威。几乎是一夜之间，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把法国变成了极权国家。在经济上，实施战时国有化：所有法国领土上的所有产品都属于法国，所有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教会和富人的财产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属被融化后用来制造武器；成千个工厂被接管，资本和劳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属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强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榨取10亿法郎，外贸和价格由政府管制……这一切强制性经济榨取，全部被用于对外战争；在政治上，继1989年8月的恐怖屠杀之后，又发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杀；再接着是1793年第二次革命，公安委员会恐怖政治从1793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在此期间，以“叛国罪”的指控进行的大屠杀，象野火一样烧遍这个法国，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要起码处决七人，从革命的对象国王、王后、贵族、将军到革命之子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统统被以“叛国罪”之类的罪名送上断头台。据统计，在大革命的恐怖中，大约有30万人被逮捕，2万－4万人被处死。
爱国主义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让法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员会派往旺代区镇压天主教叛乱的卡里尔发誓说：“我们将使法国称为一个坟场。”于是，他在四个月内处决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大革命是盛大的节日，那么，围观公审、游街砍头和示众就是节日中的最喜庆的典礼，每个著名人物被处决后，血淋淋的头颅都要被挑起示众，围观者兴奋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杀变成了最大众化的娱乐。
富有而美丽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处决后，她的尸体被肢解，她的心脏被掏出，被一名共和党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是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看客那兴奋的眼睛，能够俯视广场上的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广场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被砍下的头颅高举示众时，看客们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欢呼。
无怪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圣茹斯曾经大声疾呼：“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转引自《民族主义》P11）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受到过美国独立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权宣言》就是《独立宣言》的法国版。但法国人认为：美国革命只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我们法国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讽刺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想逃命的法国人都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唯一避难所”。
自称为“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仑，正是崛起于法兰西对欧洲的战争，拿破仑之剑征服了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向高峰，也把自己变成了法兰西的新救星和独裁者。1799年，只有31岁的拿破仑登上第一执政的交椅；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教皇庇护七世祝福下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之所以如此，一靠拿破仑擅于挥舞战争之剑，二是靠法国人对秩序的渴望；三靠他的扩张性爱国主义。他的权力野心是统治世界，他勾画的帝国蓝图是以巴黎为“世界首都”，先统驭全欧洲，进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法国人经常引用拿破仑的一些爱国主义名言：“世上最高贵的头衔乃生为法国人。”“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二。她对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见《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仑时代》下册，【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当拿破仑说出那句“朕即国家”的狂骄之言时，法国大革命便完成了一个始于自由而终于独裁的循环，促成这一逆转的关键中介便是狂热民族主义：争取卢梭式人民主权的大革命，先把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继而再变成公安委员会的主权，最后变成拿破仑一个人的主权。
虽然，拿破仑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波兰和俄国的联合反对下，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但拿破仑的武力扩张却强化了两大与自由为敌的政治倾向，在法国是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复辟，在欧洲各国强化着扩张性民族主义。
美、法的两次革命留给近、现代西方的两大政治遗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变成左右世界历史走向的两大主导潮流，但就二战之前的西方历史而言，民族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不但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如，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意大利的马志尼），而且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先后获得了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也变成了两个欧洲大国的最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政治层面扩展到种族文化的层面。
民族主义本身的情绪化和狭隘性，最容易与暴力征服相结合，也最容易被独裁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变成独裁者实施对外武力扩张和对内恐怖治国的意识形态借口。欧洲在十九世纪刮起的民族主义“龙卷风”，终于在二十世纪连续制造出两次世界性大灾难——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是以洗雪一战之耻的民族主义为号召，一战失败的耻辱变成了德国人的精神疾病，需要一种极端的致幻药来治疗。希特勒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战争哲学就是这种致幻剂，为这个不甘於耻辱和失败的民族注入了歇斯底里的刺激和狂热的激情。希特勒的众多追随者们都相信，他一个人拯救了一个民族，并通过一个民族拯救世界。
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对亚洲的武力殖民，也激起东方的后起之秀日本的扩张性民族主义，明治维新的强国策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二战中日本对整个亚洲的武力殖民，正是为了与西方列强争霸亚洲，建立起以日本太阳旗为轴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从内政方面看，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结果。正是高举扩张性民族主义大旗的军人集团，中止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使军人政治变成了日本的主导力量。
野蛮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乃最极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纳粹制造的种族灭绝和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以及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南非的种族隔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冷战后的恐怖主义，无一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结出的恶果。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评论1848年的欧洲局势时所言：民族主义使人们无限夸大民族的权益，而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却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见《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19）
另外，民族主义也很容易被共产极权所利用。比如，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东欧摆脱的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极权者斯大林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为他建立起苏东共产帝国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随之而来的，不是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人的解放，而是更为残酷的人的奴役。
中国抗日战争为割据陕北的中共获得养精蓄锐的绝好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抗日胜利后的内战中夺取政权，葬送了中国以民主宪政来重建战争废墟的大好机会；毛泽东进而把百废待兴的中国拖进了朝鲜战争，用中国人的鲜血和财产为他人做嫁衣，侵吞战争果实的是金日成，坐收渔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国，除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消耗外，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价，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国跟着苏联在共产极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极权主义深渊；二是在外交上与代表人类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会长期隔绝，台湾问题的长期搁置就是中国参与韩战的巨大代价之一。之后，毛本人为了当上世界领袖，在国力根本不逮的情况下，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天天高喊“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陷于准军事化的极权体制，全体国人既要勒紧裤带、过清贫的物质生活，又要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准动员状态中绷紧神经。民族主义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
所以，两场民族主义胜利，付出几千万人牺牲的中苏两国人民，得到的却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无怪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在其还原卫国战争真相的伟大著作《二战秘密档案》中祈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中国，中东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它是官方故意制造的外部威胁幻想，也是民间相信官方爱国主义幻想的盲目——国力弱小时产生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就将在盲目独裁意志的主导下，走向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本民族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或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
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在和平时期煽动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善恶双刃剑”，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既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2005年10月22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05－10－22）
(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为近现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政治遗产。或者说，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及其暴力欺压的斗争，只有当争取民族独立（包括自决、自治等权利）与争取人的自由（包括平等、民主等权利）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才具有道义正当性和积极意义。然而，反殖民的斗争一旦放弃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目标，就将陷于“国家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泥潭，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也将随之变成独裁的胜利，接着很可能是独裁者鼓动起的帝国式狂妄，企图称霸世界的对外扩张也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以和平演变为主的后殖民后冷战时代，也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各民族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加入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而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互惠的一体化，也是基本价值（人权至上）和社会制度（自由民主）的趋同。此时的民族主义大都是独裁国家的专利，它将淹没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破坏国际正义，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战争与和平、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善与恶、真与假、公正与不公、文明与野蛮等基本道义原则失去意义。而为独裁者民族主义付出最大代价的只有人民，其代价之大几乎就是“人的毁灭”——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更是彻底丧失的尊严和自由的代价。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以建立民族国家、工业经济和殖民扩张为中心。国家西方史学界大都承认，民族主义形成于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在现实政治中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的理论宣言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美、法、德三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只有美国达成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独立宣言》同时宣告了国家独立和自由立国的两大目标，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完成了国家独立的目标；南北战争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奴隶制，完成了自由立国的目标；由此诞生了一个既主权独立又自由民主的伟大国家，在欧洲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厮杀不已之时，美国奉行远离老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走出“孤立主义”，逐渐担负起自由领袖的世界责任。
如果说，自由英国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那么，自由美国的崛起乃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没有英、美的相继崛起，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决不会变成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
从长程的历史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永远是短暂的，联姻的结果，偶尔会是自由主义主导民族主义，催生出独立的宪政民主国家，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民族主义吞掉自由主义，催生出独裁化的扩张性民族主义。这类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性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却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缔造“大民族” 的理想。当年，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爱”三原则，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大革命宣言，而现实政治中的大革命则是对三大自由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风的多数暴政，让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则；继而是民族优越感及其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勃兴，拿破仑的独裁化法兰西沙文主义代替了博爱原则，这项原则曾在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国宪法第六条得到表述（1790年）：“法兰西民族放弃所有侵略战争，不使用她的军队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 然而，那种为法兰西民族的统一而放弃各省自治的集权意识，那种为保卫法兰西祖国而贡献全部的赤诚和武器的激情，把法国引上大国沙文主义之路。“祖国在危机中！”的口号，使整个法国陷于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请战书，号召招募军队、提供捐献、制造武器，“全国好像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反对抗战，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和法兰西民族的罪人。（见《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4）
所以，就在作出“放弃所有侵略战争”的宪法承诺的两年后，1792年4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几乎全体通过对奥地利宣战（只有七张反对票）。
1792年12月15日，国民议会又宣布把比利时并入法国；1793年2月1日，国民议会再次宣布对英国和荷兰同时宣战。正是在法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逼出当年3月由英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
同时，保卫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也为对内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国家权力由国民议会转入公安委员会手中，对奥地利战争的几次胜利提高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威。几乎是一夜之间，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把法国变成了极权国家。在经济上，实施战时国有化：所有法国领土上的所有产品都属于法国，所有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教会和富人的财产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属被融化后用来制造武器；成千个工厂被接管，资本和劳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属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强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榨取10亿法郎，外贸和价格由政府管制……这一切强制性经济榨取，全部被用于对外战争；在政治上，继1989年8月的恐怖屠杀之后，又发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杀；再接着是1793年第二次革命，公安委员会恐怖政治从1793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在此期间，以“叛国罪”的指控进行的大屠杀，象野火一样烧遍这个法国，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要起码处决七人，从革命的对象国王、王后、贵族、将军到革命之子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统统被以“叛国罪”之类的罪名送上断头台。据统计，在大革命的恐怖中，大约有30万人被逮捕，2万－4万人被处死。
爱国主义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让法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员会派往旺代区镇压天主教叛乱的卡里尔发誓说：“我们将使法国称为一个坟场。”于是，他在四个月内处决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大革命是盛大的节日，那么，围观公审、游街砍头和示众就是节日中的最喜庆的典礼，每个著名人物被处决后，血淋淋的头颅都要被挑起示众，围观者兴奋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杀变成了最大众化的娱乐。
富有而美丽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处决后，她的尸体被肢解，她的心脏被掏出，被一名共和党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是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看客那兴奋的眼睛，能够俯视广场上的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广场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被砍下的头颅高举示众时，看客们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欢呼。
无怪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圣茹斯曾经大声疾呼：“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转引自《民族主义》P11）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受到过美国独立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权宣言》就是《独立宣言》的法国版。但法国人认为：美国革命只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我们法国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讽刺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想逃命的法国人都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唯一避难所”。
自称为“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仑，正是崛起于法兰西对欧洲的战争，拿破仑之剑征服了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向高峰，也把自己变成了法兰西的新救星和独裁者。1799年，只有31岁的拿破仑登上第一执政的交椅；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教皇庇护七世祝福下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之所以如此，一靠拿破仑擅于挥舞战争之剑，二是靠法国人对秩序的渴望；三靠他的扩张性爱国主义。他的权力野心是统治世界，他勾画的帝国蓝图是以巴黎为“世界首都”，先统驭全欧洲，进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法国人经常引用拿破仑的一些爱国主义名言：“世上最高贵的头衔乃生为法国人。”“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二。她对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见《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仑时代》下册，【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当拿破仑说出那句“朕即国家”的狂骄之言时，法国大革命便完成了一个始于自由而终于独裁的循环，促成这一逆转的关键中介便是狂热民族主义：争取卢梭式人民主权的大革命，先把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继而再变成公安委员会的主权，最后变成拿破仑一个人的主权。
虽然，拿破仑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波兰和俄国的联合反对下，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但拿破仑的武力扩张却强化了两大与自由为敌的政治倾向，在法国是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复辟，在欧洲各国强化着扩张性民族主义。
美、法的两次革命留给近、现代西方的两大政治遗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变成左右世界历史走向的两大主导潮流，但就二战之前的西方历史而言，民族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不但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如，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意大利的马志尼），而且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先后获得了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也变成了两个欧洲大国的最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政治层面扩展到种族文化的层面。
民族主义本身的情绪化和狭隘性，最容易与暴力征服相结合，也最容易被独裁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变成独裁者实施对外武力扩张和对内恐怖治国的意识形态借口。欧洲在十九世纪刮起的民族主义“龙卷风”，终于在二十世纪连续制造出两次世界性大灾难——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是以洗雪一战之耻的民族主义为号召，一战失败的耻辱变成了德国人的精神疾病，需要一种极端的致幻药来治疗。希特勒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战争哲学就是这种致幻剂，为这个不甘於耻辱和失败的民族注入了歇斯底里的刺激和狂热的激情。希特勒的众多追随者们都相信，他一个人拯救了一个民族，并通过一个民族拯救世界。
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对亚洲的武力殖民，也激起东方的后起之秀日本的扩张性民族主义，明治维新的强国策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二战中日本对整个亚洲的武力殖民，正是为了与西方列强争霸亚洲，建立起以日本太阳旗为轴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从内政方面看，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结果。正是高举扩张性民族主义大旗的军人集团，中止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使军人政治变成了日本的主导力量。
野蛮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乃最极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纳粹制造的种族灭绝和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以及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南非的种族隔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冷战后的恐怖主义，无一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结出的恶果。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评论1848年的欧洲局势时所言：民族主义使人们无限夸大民族的权益，而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却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见《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19）
另外，民族主义也很容易被共产极权所利用。比如，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东欧摆脱的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极权者斯大林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为他建立起苏东共产帝国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随之而来的，不是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人的解放，而是更为残酷的人的奴役。
中国抗日战争为割据陕北的中共获得养精蓄锐的绝好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抗日胜利后的内战中夺取政权，葬送了中国以民主宪政来重建战争废墟的大好机会；毛泽东进而把百废待兴的中国拖进了朝鲜战争，用中国人的鲜血和财产为他人做嫁衣，侵吞战争果实的是金日成，坐收渔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国，除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消耗外，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价，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国跟着苏联在共产极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极权主义深渊；二是在外交上与代表人类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会长期隔绝，台湾问题的长期搁置就是中国参与韩战的巨大代价之一。之后，毛本人为了当上世界领袖，在国力根本不逮的情况下，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天天高喊“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陷于准军事化的极权体制，全体国人既要勒紧裤带、过清贫的物质生活，又要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准动员状态中绷紧神经。民族主义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
所以，两场民族主义胜利，付出几千万人牺牲的中苏两国人民，得到的却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无怪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在其还原卫国战争真相的伟大著作《二战秘密档案》中祈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中国，中东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它是官方故意制造的外部威胁幻想，也是民间相信官方爱国主义幻想的盲目——国力弱小时产生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就将在盲目独裁意志的主导下，走向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本民族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或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
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在和平时期煽动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善恶双刃剑”，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既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2005年10月22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05－10－22）
(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Subscribe to:
Posts (Atom)